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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鸣的博客

追求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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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于农村,15至18岁当社员(农民),大学毕业后从事教学和理论研究,思想开放,个性独立,追求人的生活,享受快乐。 本博客为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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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一放就乱,一管就死”——权力寻租——清廉与经济  

2016-12-29 14:27:53|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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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放就乱,一管就死” 似乎是社会经济活动的常态。所谓“一放就乱,一管就死”,是指这样一种状态:只要政府放松对经济生活的管制,经济生活就一片混乱,毒大米、地沟油、三聚氰铵……充斥市场,人的正常健康生活不在,人心惶惶不可终日,民众无不指责“监管缺失”,政府亦就顺应民意强化管理,于是各种管制法规及政策措施纷纷出台,各种经济生活无不纳入政府管制之中,无数禁止无数审批皆为自然,没有审批则没有经济活动及经济生活。在禁止和审批中,人们没有了经济自由更没有了创新的动力和活力更难以自主投资而经济活力丧失,经济萧条民生艰难,人们又渴望消除管制……周而复始。

只要权力不受制约,“管”必然是常态,而“放”则是偶然,因为“放”的弊端是“管”的前提,利用对“放”的弊端的恐惧使“管”为天经地义,再加之“管”方权力的强势,“放”之不易——历史上“放”得下的人多被称颂为改革者。

在“管”的常态下,无数的禁止和审批必然导致相关领域产品供给的短缺,即短缺的原因是权力的禁止和审批,权力寻租的通道亦就打开,越是有权的人越想管的越多;再由于人是经济人,如果权力不受制约,禁止和审批的公权则会异化为当权者的私权而权钱交易,且这种交易越多,受禁止和审批的社会产品的供给就越多经济就越发展——寻租腐败为经济活动的润滑油。因此,如果无数的禁止和审批还在,经济人也还在,越是清廉福利越差。

从经济学上讲,权力寻租的费用仍为交易费用的一种。在交易费用为零的理想状态下市场的效率最高社会福利最大。任何社会的交易费用固然不可能为零,因而交易费用最小化社会福利最大化是一个良性社会制度设计的必然选择。因此,减少腐败而又使经济有活力的根本之路是“管”“放”适度,从制度上消除权力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以阻塞权力寻租的通道,否则……

 

附:

http://taoduanfang.blog.163.com/blog/static/2509171320161128832625/?touping

尼日利亚“塑料大米”事件究竟是怎么回事?   

陶短房  

2016-12-28 08:32:06|  分类: 杂七杂八的过期媒|举报|字号 订阅

 

近日“尼日利亚发现中国产塑料大米”的新闻被热火朝天地炒作了一番——确切说,是炒作了3轮。

第一轮相对而言较不“火爆”,始作俑者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韩国新闻网站,称“尼日利亚发现中国产塑料大米”、“外包装袋标明大米,打开却是塑料颗粒”、“煮饭形状明显不对”,等等等等,这些新闻被海内外一些中文媒体、网站和网络平台转载,但基本上波澜不兴。

第二轮则是“新闻热度”承上启下的关键:某著名华裔女媒体人从海外“另类”中文传媒《大XX时报》上看到这则逸闻,在未作充分调查的情况下利用自己的平台和影响力进行“夹叙夹议”,甚至将之引申到“食品安全”等问题上,引发海内外广大华人的高度关注和热烈讨论。

第三轮则是第二轮的边际效益:BBC转发了该华裔女媒体人的“夹叙夹议”,不仅令这一“火爆新闻”一下具有了“国际影响力”,还“出口转内销”在中国国内掀起更大波澜——毕竟,那位华裔女媒体人在报道素质等方面一直存在争议,但BBC却是较具公信力的老牌国际传媒。

然而从第一轮起就不断有中外人士提出质疑:商人是逐利的,用塑料制造“假大米”这种“低值易耗品”,可谓用高档天然水晶冒充普通平板玻璃,数量又如此巨大,岂不是要赔得稀里哗啦?

一些在西非居住、工作,或从事过这方面业务的人开始在各网络平台解读、澄清,但影响力与“塑料大米说”、“食品安全说”相比,可谓人微言轻、几乎听不见声息。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笔者自1992年起就从事对西非的外贸行业,且从“伙计”到“老板”,从储运、单证到一线(西非)业务员都做过,笔者的妻子则是从事国际船务代理20年的“老资格”,对于这个“塑料大米”,是一点都不陌生的。事实上这也并不是什么“新生事物”。

尼日利亚是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西非工业化程度最高、总体购买力最强的国家。但于此同时,它也是“老非洲”、“老外贸”公认的非洲最腐败国家。这个国家的腐败体现在人、货“进出口”领域,就是“口袋规则”的泛滥。

什么是“口袋规则”?

简单说,就是在台面规则上规定了无数的“不允许”,许多很常见的国际贸易货物,都“绝对”不允许进口或出口,但实际上这些货物一直在源源不断地进口、出口,并在当地市场占据绝对垄断地位。之所以如此,是为了给操办部门和操办者留出权力寻租的弹性,增加额外收入。

就以笔者曾长期从事的纺织品而言,尼日利亚最畅销的各种亚、欧进口纺织品品种,如蜡染平纹布、绞综布、大小全面提花布等,在“台面”上都是严禁进口的,但实际上该国市场上每个月动辄上百、数百货柜的这类纺织品,绝大多数是进口的,只需要找一位神通广大的“报关人”,走一套复杂且代价不菲的“规定程序”,这些货就可以大大方方运进去了。所谓“禁令”,其实不过给经办“口”增加个收费敲章的理由罢了。

但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因为已经进口的货物在理论上仍然是“走私”的,放行单位倘和货主或其它什么关系人一时不爽,随时可能借口“缉私”来个公事公办;尼日利亚政出多门,就货物进口环节而言,海关、警察、名义上属于海关实则自行其是的“缉私大队”、商业部、州和市两级政府……都有权有能力在自己“眼皮底下”折腾那些“走私货”,笔者在尼日利亚邻国——贝宁经济首都科托努时,几位熟识的同行都在尼经济首都拉各斯碰上最倒霉的事(约2003或2004年间的事):因为商务部和缉私大队间闹矛盾,后者将前者已经放行、刚刚入仓的几十个纺织品货柜查封,折腾了个把月,货主花大价钱赎出,但前脚缉私大队封条揭掉,后脚商务部封条又贴上——以前缴钱不算,还得再来一回。

既然市场秩序如此混乱,何以还有那么多商人趋之若鹜?

尼日利亚是西非最具活力、市场购买力惊人的国家,且许多产品毛利很大,因此即便代价高昂、风险不菲,大多数“老非洲”仍舍不得吐掉这块不易下咽的“肥肉”。事实上笔者在贝宁科托努、多哥洛美的门市部,许多业务也仍然来自尼日利亚——本国小分销商自己过境小批量购买再自行运回,对大批发商而言风险就被转嫁和分摊了。但采用这种销售模式,产品价格上不具竞争优势,且并非什么商品都适合。

文章开头提到的塑料颗粒偏偏就属于“不适合”的一类:它是工业原料,不是消费品,很难“零打碎敲”,只能硬着头皮“直接闯”——“塑料大米”就应运而生。

简单说,“塑料大米”从一开始就是在出口塑料,而不是大米,之所以要报“大米”,则是因为大米属于尼“台面上”可以合法进口的产品(有人说尼也曾禁止进口大米,但这只是部分年份,且即便那些年份其实也可以“救灾物资”之类名义合法报关进口),而塑料则只能像前面提到的纺织品那样走“台面下”。以塑料冒充大米看似“高风险”,实则只要“把关”这一个环节不出问题就几乎再无后患,在默认“走一步就要花一步钱”的尼日利亚不仅“多快好省”,而且简洁少风险(只和一个环节打交道);相反,老老实实报塑料,则不仅“把关”环节分文不省(进口“假大米”是“走私”,进口“真塑料”一样是走私),而且还要额外和更多“现管”打交道、通关节,不仅花费多,而且风险控制更加困难,“两害相权取其轻”,作为西非塑料原料消费量最大的国家,进出口商如何选择,不言而喻。

我个人第一次接触“塑料大米”业务,是1992年的事,当时在浙江某国营茶叶进出口公司任单证员,实际做这笔生意的,则是挂靠我公司的一个余姚个体小公司(当年外贸体制未放开,小公司无自营进出口权)。后来我一位宁波籍大学校友靠做这个还发了大财。

当年的“塑料颗粒”,主要是价格和档次较低的聚丙烯颗粒,但一些仍在西非的同行介绍,随着尼日利亚工业化程度的提高,档次较高、价格较贵的各类聚乙烯颗粒,甚至号称“塑料王”的聚四氟乙烯颗粒也“加入战团”。

由于风险较高,当年国内大公司很少染指这类业务,主要是“富贵险中求”的小中间商和小厂家在搞。近年来形势有很大不同,进口商常常是在非洲本地或迪拜、加那利群岛注册的,从中国订货时标明是“塑料颗粒”,但收货人却在尼日利亚境外,待货物从中国出口后,目的地更改、合同和提单转签,“塑料”摇身变作“大米”再运往真正的目的地——尼日利亚的拉各斯或哈库特港。

这样的“偷梁换柱”,中国国内的厂商和出口商是否知情或配合?如前所述,最初那些“挂靠”者非但知情,而且就是实际主谋。但如今的情况照一位朋友的说法则“很复杂”,既有知情者、参与者,也有完全被蒙在鼓里、既不知自己的货物最终目的地是尼日利亚,更不知好端端塑料颗粒会被装进大米口袋的。

这样的“塑料大米”生意持续了多少年?不清楚,即以本人亲历而言就有20多年历史了,且实际上来源国也远不止中国一家。尽管这期间“内涵”、“外延”都有很大变化,但“生意”本身一直存在,且“塑料大米”从来就被货主当作塑料来引进、销售或使用,而不可能去用来冒充大米——即便最便宜的丙烯颗粒,价格也数倍于大米。

既然是心照不宣的“半黑半白买卖”,何以突然被查?如前所述,尼日利亚腐败横行且政出多门(国内某大航空公司曾开设广州-拉各斯直飞航线,首飞时尼驻华大使亲自登机随行,原因是“担心拉各斯海关官员不认北京使馆签发的签证、给首飞仪式丢脸”,相互掣肘情状可见一斑),一旦某个方面“摆不平”,就可能有人“横插一杠”,打破“潜规则”来个“公事公办”。一般而言,这种“公事公办”会随着“人情到位”,重新恢复到“潜规则”态势,毕竟尼日利亚百废待兴,实际上是需要进口各种各样的“禁止进口”产品的。但这一次“塑料大米”被不明就里的外国记者抓个正着,又被一系列更“外行”且自作聪明的“二传手”、“三传手”渲染演绎,最终弄出这么个“惊天新闻”来。

连日来某些出面“澄清”的媒体、部门吞吞吐吐,原因复杂,既有“不熟悉”、“不专业”的问题,也有某些实际上熟悉且专业的部门、人士不便启齿的关系(虽然尼日利亚的“黑清关”问题和俄罗斯类似问题一样,是和当地市场实际情况息息相关的“潜规则”,圈内一般是能够谅解的,但毕竟“上不得台面”),而“新媒体时代”媒体专业素质、尤其专业态度的严重“返祖”,则让真理再次“越辩越暗”。

很显然,这次事件和“食品安全”无关,因为不论买家、卖家,都没打算将“塑料大米”这么贵的货物当粮食吃掉或卖掉。

一些朋友对这种情况多少知情,但提出的“今后因不做‘黑清关’,堂堂正正从正门进”的建议,在现有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可谓隔靴搔痒:事实上尼日利亚这个撒哈拉以南非洲最大的进口市场,“黑清关”是不同国家、不同性质和级别公司毫无例外、别无选择必须过的一关——如果说有选择,不过是可以在“不做‘黑清关’也不向尼日利亚出口”和“向尼日利亚出口但做‘黑清关’”间二选一。一些昔日的生意伙伴曾感慨尼日利亚和另一个横跨欧亚大国的“黑清关”是“无可奈何的饮鸩止渴”、“绕不过去的鬼门关”,并非虚言。

中国是尼日利亚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如果说,昔日对“黑清关”、对尼日利亚奇特的“口袋规则”,中国(当然实际上包括几乎所有尼日利亚的洲外贸易伙伴)选择默认情有可原,那么时至今日,或许既有必要、也有能力依托国际通行的贸易规则,和这个非洲第一人口大国“好好谈谈”,唯如此,才能让今后输往该国的塑料依旧做塑料,大米依旧做大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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